东莞务工人员的职业病状况令人震惊。

　　从本报记者调查的数据来看，东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过去两年确诊的职业病例为93例。而东莞市每年有100万人次需要做职业病体检，但是实际接受检查的只有4万余人次，仅仅是全部人数的1/25。这就意味着，东莞职业病患者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超出字面的统计。

　　东莞的这些职业病患者，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当他们被职业病击倒的时候，倒下的就不仅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一些孩子的求学梦想，甚至，在局部中断了财富向贫困地区的流动，打破了社会追求贫富相对均衡的努力。

　　连锁反应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大量的职业病源自恶劣的工作环境。作为劳动者，本该有权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工作，享受着身心健康不受损害的权利，但是却不得不在一些条件恶劣的工厂，甚至在个别血泪工厂中辗转挣扎。令人尴尬的是，不少案例显示，许多工厂的劳工福利提高、环境改善竟然是在接受国外厂商订单之后，由外商提出的要求。因为发达国家保护劳工的完备法律体系，使得这些外商不得不承担提高劳工福利的成本。如果他们从用工环境恶劣的工厂订购产品，将受到巨额罚款和制裁。

　　我们不能简单把中国的劳工问题归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或者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除了这些大而无当的借口之外，我们还需要看到造成这一状况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文化和法律背景。

　　至少我们可以列举的有：城乡二元结构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弱势地位、劳工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角色模糊、长期对个体权利的漠视、法律制订的不足以及在执行中被架空的尴尬……这个列举还可以继续延伸很长。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乱象的缩影，要完全解决，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仅仅喊几句加强监管的口号，发动几次严打风暴，呼吁用工单位尊重人权，这并不能彻底将劳工从恶劣工作环境的职业病威胁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坐等完善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发展阶段的到来。

　　政府相关部门的监察，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揭露，都会给工厂带来压力，迫使他们改善用工环境。我们在宏观的政治经济架构上推动社会进步，也要在微观上作出尽可能的努力。因为我们必须秉承一个信念：人，永远不应该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财富的积累，决不可以用血泪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