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这里收获、发展,他们在这里生活、繁衍,他们的命运与东莞相连

　　一个个的“他们”,以他们的青春呼啸在东莞的道路上。

　　他说东莞话我说普通话

　　乡音难改但要适应这个新的家

　　脑海中的画面不断地浮现

　　Keepin‘goandgo

　　在新的家门口

　　新莞人碰见了老朋友

　　几句问候几杯酒

　　忘掉了淡淡的乡愁……

　　———东莞籍音乐人创作的《家园》

　　本地制造业的冬天也影响到了张鸢的家庭———以自相矛盾的方式。她的新公司今年用电的成本增加10%，而劳工成本则上升15%；公司为此专门成立成本控制部门，因此她才有机会作为主管进来工作，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涨了百分之七八十。

　　2000年，第一代东莞台商叶宏灯终于在潢涌建起中国大陆第一所台商子弟学校，而老区来的中专毕业生张鸢得到一个机会，进入了跨国公司工作。在东莞激荡的30年中，不同地方的人，在时间和空间中重叠交错，在这里开始他们生命的某些起点和转折。

　　当山东来的环保NGO总干事王华礼一边感叹公共空间的稀少，一边坚持环保教育时，土生土长的80后宗仔则试图开始从网络的交往，扩张年轻人参与文化创作的文化空间，新莞人李德平则因为从摩的佬升格为面包车司机而令同伴羡慕不已。素不相识的人们，在东莞的转变中，进入同一场接力……东莞的经济社会双转型，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命运，与东莞相连。

　　从女文员到管理者的她

　　◎在莞时间：12年

　　◎变化史：月入600元的虎门女工→奢侈品公司管理层

　　和所有一穷二白来东莞打拼的年轻人一样，12年前，张鸢（化名）来到东莞，对这个地方全无想象，只想得到一份按时给薪水的工作。

　　那是“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年月，那一年，她在江西老区镇政府工作的哥哥已经一年没有拿到工资。中专毕业的她，觉得在老家工作全无出路。她借了同学一百五十块，学了电脑；不时去火车站附近骡马式的人才市场晃荡。一天，她碰到虎门的一家小中介，溜进去看看热闹，没想到对方说，你学会计的啊？我们正需要！她回家简单收拾行李，揣着哥哥们凑的几百块路费，第二天就跟着中介去了虎门。对方把她带到工厂，一面之后，她没有再把行李拎出工厂的院子———直到3年后离开虎门。

　　她开始工作的起点是包吃住，六百元。“除了一个人一间宿舍，干的是文职，其他方面，跟女工没啥不同。”尽管在工厂吃饭让她一度瘦到四十公斤，但那样的生活，仍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工厂里有很多玻璃设计院的高工，工人也都是四川的职高过来的，人文环境不算坏；虎门比内地的县城更繁华，而且，在那个工厂，她和一个男同事恋爱了。

　　2000年，她在报纸上发现雀巢公司有一个会计的空缺。那是可望不可及的机会，不过她还是整理了一份简历寄过去。面试的时候她基本上听不懂面试官的英文，只是“努力调动相关的句子与词汇”勉强回应。奇迹般地，她竟被录用了，原因是“别人比你更差”。只是，在最初的三个月，她的奥地利上司一直发牢骚：“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招这么蠢的人”。不过3个月过后，这位上司把自己背后的评语向她坦白，然后说：我改变了当初的看法。

　　这8年，城市在巨变，她的生活也是如此。

　　2002年，或许是因为在跨国公司的经验，她第一次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激动不已；很快，和猎头交往成为平常的经验———她在会计部门中负责成本控制，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东莞较受欢迎。

　　2001年，她结婚了；在屡次跳槽之后，丈夫的收入也稳步上升，2003年，他们买下了期房，在等待交房期间，也等待孩子的降生。

　　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沿海励志故事的上半段。不过，这个发生在东莞的故事，有更加复杂的细枝末节。

　　2004年，她被飞车党抢走了背包———那一天，全家带百天的宝宝上街。

　　2005年底，喜气洋洋地搬进装修好的房子，发现楼下贴出催大家办暂住证的通知。“为什么我们要在自己买的房子里暂住？”在业主的抗议中，那张通知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安家之后，日子也不算太平。禁摩之后，抢劫作案有了新的方式，他们小区附近属于治安盲点，曾有被面包车抢劫的人被扔在那里。夏天，她需要在附近运河的恶臭中等公交。

　　新的工作机会接踵而来，已经适应城市和家庭生活的她，交通和安全的考量变得重要：“很多工作在镇上，工作好，但交通非常可怕。”公交票价昂贵不说，很多地方要转三次车，有时候还要加上摩托车，面谈的时候一通颠簸下来，已经完全失去了在那里工作的兴趣。她现在作为管理人员的这家奢侈品公司在10公里外的高埠，她选择它，是因为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从2007年年底开始，张鸢夫妇就为户口的事情犹豫。东莞取消购房入户政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2009年年底之前决定好是否入户，并完成相关手续。这种入户方式，需要交数万城市增容费。这是他们之前没有办理入户的原因，因为有在职场发展越来越顺利的自信，他们“一直在等待更合理的入户政策，没有想到等来的是逾期不办，也许永远办不了了。”

　　与这个城市里很多异乡人一样，张鸢成年以后的生活建立于此，但她却对这个城市“没有感觉”。她对玉兰大剧院没有感觉，昂贵的票价让她觉得那不属于她———尽管，她的家庭收入，在当地的薪水阶级中属于中上。

　　本地制造业的冬天也影响到了张鸢的家庭———以自相矛盾的方式。她的新公司今年用电成本增加10%，而劳工成本则上升15%；公司为此专门成立成本控制部门，因此她才有机会作为主管进来工作，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涨了百分之七八十。而丈夫所在的公司为当地的鞋业工厂提供原材料，受鞋业萧条的影响，他2008年会没有奖金———这个损失，差不多正抵消张鸢加薪的幅度。“我希望东莞转型成功，但是否能成功，现在还很难说。转型不成功，产业空心化，我们失业的可能性是有的。那时候，花巨资买来的东莞户口有什么用？”

　　张鸢的很多朋友安家在东莞之后，再到广州深圳寻找发展机会。某种意义上，东莞是他们珠三角梦想的一个中转站，这里是他们的起点，也是完成人力资本增值的课堂，却无法成为归宿。他们仍在观望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