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黄先生给车子做年检，经检测，他的汽车一切合格。但莫名其妙的是，除了150元的检测费，黄先生还被要求另交一笔30元的“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费”，不然车辆通不过年检。物价部门表示，这个属强制性收费。（详见本报今日A13版）

　　今年初，厦门“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一度陷入“舆论漩涡”，备受质疑。无论是从民意，还是法理上看，“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已经不合时宜，面临合法性的危机。而今，“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再次遭遇市民的广泛质疑。这个以时下看来略显荒唐和与车检风马牛不相及的“调节基金”何去何从，看来到了该有一个明确说法的时候了。

　　虽然调节基金的存废暂无定论，但其所折射出的乱象，却值得深思和检视。虽然公共管理部门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上，可以拿出征收合理的依据，但是显而易见，一个源自上世纪末——1995年底的“管理规定”，一个“赫然”不在国家《基金目录》的收费项目，其继续存在的合理合法性确实值得商榷与怀疑。

　　随着市民的质疑和公共管理部门的介入，“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费”也许会“寿终正寝”。也许，公民的质疑依然难敌部门利益。这两种结局，都不能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市民的公共生活中不知道还有多少荒诞强制性收费？正如有人所说，在“下达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潜规则”之下，“目前，行政部门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和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数字，2005年中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再加上各种基金征收总额2000多亿元，全社会需要付出6000亿元以上。而“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费”，只不过是这一乱象冰山之一角而已。

　　不交费车辆就过不了年检，这一霸王逻辑其实是一切乱收费的普遍“王道”。“王道”强势的反转镜像，是公民权利的式微。哪些部门、项目可以收费，收费金额为多少，基本上都缺乏监督，无论公民权利、新闻舆论等，都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干预和制衡。

　　无论是从自身优化发展环境而言，还是从宏观的层面看，告别乱收费已经时不待我。无论是公民个人、企业抑或整个社会和公共空间，都经不住这种折腾。这种折腾，是对公共利益的盘剥和伤害，也是对有关部门公信力的蚕食。